▶1959年莱比锡国际书籍展览会上获得装帧设计金质奖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人美社供图

　　中国美术出版历史悠长，它的发展一直都伴随着社会审美变化与印刷技术进步的交互推动而前行。说到上世纪中国美术出版印刷发展轨迹，可谓“上南下北，前沪后京”，简单说就是20世纪的上半段中国近现代的出版印刷重镇是上海，而到了下半个世纪，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时间划分，出版印刷业的重心逐渐北移到了首都北京。当然，这种现象并不仅出现在美术出版这个小局部，新中国建立后，社会各项事业的重心都向首都转移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北京自然汇聚了来自全国，包括上海在内的支援首都建设的各种力量。

　　在百年中国美术出版印刷史上，以弘扬民间传统文化精粹为主基调的杰出作品数不胜数，其中融合了几代人的心血。我的祖父与父亲，他们的人生与事业发展轨迹恰好与这百年来的中国美术出版发展史重合相交，他们的事业各自承载了半个世纪的文化信息，从他们的个人经历，也可一窥中国美术出版在时代风云中的跌宕起伏。

　　我的祖父殷志怡，字止庵，1893年出生在江苏常州的武进县戴溪乡。青年时期师从也是常州籍的清末著名画家黄山寿先生学画，祖父的人物、山水、花鸟画都很有功底。

　　上世纪初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集中了中国众多的报馆、书局，成为了当时中国无可争议的出版中心，尤以“四马路”（福州路）以及附近的望平街（今山东中路）一带为最集中之地。

　　祖父曾供职多年的有正书局也于此地，那是在福州路上一幢朝东的三层楼房，底层开设有正书局，楼上则是《时报》馆和老板狄平子的居室。而在三楼还专设两间客房，名为“息楼”，专门接待沪上知名文人画家，像黄炎培、史量才等。当然报馆，书局的员工也可上去读报、聊天、休息，故称“息楼”。

　　提到有正书局，其盛时有人将之与当时的“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一并称为上海的几大书局。但实际上，创办于1904年的有正书局若以规模论比不上“前几大”，它的专长、特色是在美术出版领域（后期也大量刊印佛经及佛教书籍），以精印名家书画碑帖而成为业界翘楚。有学者研究提到“有正书局存世期间共影印古今画家对联、字轴、画轴、画屏不下600种，而画册方面，单就《中国名画集》就编印了38辑。”其他有名的出版物如《三希堂法帖》、《芥子园画谱》、《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孽海花》等都在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

　　有正书局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出版特色，是与它的老板狄葆贤个人的喜好与经营分不开的。狄葆贤，字楚青，号平子，以号行。所以我祖父总爱称他狄平子先生，这位晚清民国时期上海有名的报人、出版家，是前清举人，其一生丰富多彩，尤以随康有为公车上书和创办《时报》，创办有正书局，编印出版精美画集，传承中华优秀美术遗产，以及在上海滩广交当世名流、文化名人而闻名遐迩。但随着时事与家事的变化，尤其是经营《时报》所面临越来越重的经济负担，狄平子先生萌生退意，1921年他把《时报》盘给了黄伯惠，而继续经营他的有正书局。据祖父晚年回忆，包括包天笑先生在《钏影楼回忆录》里也写道：“后来我看他（狄平子）对于《时报》，渐有厌倦之意，幸而他对于有正书局兴趣还高。用珂罗版印名画集，由他创始发起，是精心结构之作，不惜向收藏书画名家，征集印行。”因为当时有正书局印刷所有着印制彩色美术作品最好的印刷设备和技术——珂罗版印刷工艺，出版史研究者向敏先生曾专文写道“为使所印碑帖书画作品精致逼真，狄氏不惜花费重金引进当时最为先进的珂罗版印刷技术，这也使有正书局成为中国近代最早采用珂罗版印刷技术的民营出版企业之一。为保证影印质量，狄氏专门赴日高薪聘请日本熟练技师龙田专司其事。”因此有正书局出品的画集，图册印制之精美为业界推崇。

　　举一例可见书局当时在沪上的影响力。1924年，泰戈尔来华游历，到上海后“乘车偕友人至四马路有正书局参观，将书局所印之中国美术品，详加披览，深为叹赏，挑选最惬意者，购买多种……书局还特赠送泰氏画筪一支，以为泰氏收藏画件之用。”（据当时《申报》报道）。其时有正书局在静安寺路口还开设有民影照相馆，也很赚钱。

　　狄平子先生是江苏溧阳人，出生于1873年，溧阳古称平陵，故狄先生号平子也有“平陵之子”的意思。从同属常州籍论，狄先生也算祖父的同乡了，而当时，上海滩出版从业者中很多是来自绍兴、常州、无锡等有文化根基的江南地方，像商务印书馆里就有“常州帮”，这些都慢慢形成了一个江南旅沪的文人群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由祖父的一位好友，常州乡绅殷历光先生引荐，我祖父认识了狄平子，并于1915年应狄先生之邀进入有正书局美术部工作，初入书局时只有22岁，开始任画师，后来一直做到美术部主任之职，可见狄先生对祖父信任有加，而祖父也对狄先生和有正书局忠心耿耿，在上海以他后来的交往与见识，应该会得到不少书局青睐的，但祖父一直在有正书局专心做事，未有变迁，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祖父毅然回乡隐居。

　　祖父在民国初到上海工作后，由于老板狄平子的关系，也由于从事美术出版工作的直接关系，得以认识和交往了不少当时江南一带的书画名家，还由于狄先生办有《时报》，活跃于新闻出版等多个领域，使得书局同仁的见识不同一般。1918年，时年53岁的黄宾虹先生也来到有正书局，之后宾翁虽有3年到了商务印书馆工作，但随后又回到有正书局，专事编印《中国名画集》等画集工作。宾翁长祖父28岁，就是他们在书局这几年的共事之谊，也使祖父晚年常念及黄宾虹先生的为人与艺术造诣。

　　吴昌硕先生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由于他很多作品当时都由有正书局采用珂罗版技术印制出版，像著名的《吴仓石印谱》（吴先生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多别号）等。所以他与书局有很深的情谊，与祖父也是亦师亦友。祖父回忆当年与大师的很多交往，跟他学习鉴别书画，碑帖的专业相关知识和艺术品鉴能力，收获良多。祖父还曾得到先生赠与他的多枚篆刻印章，但“文革”中这些印章与留在家乡的很多当年从上海带回乡下的宝贵画集资料都散失掉了，殊为可惜。

　　晚清民国初期，由于珂罗版技术的引入与成熟地使用，同时亦有彩色铜版、平印制版等各种彩色印刷工艺的不断改良进步，使得彩色印刷品的表现力和质量大幅度的提升，这一时期的中国美术出版印刷因此非常活跃，期间上海作代表和中心起着引领的作用。

　　我的父亲殷幼芳，1934年出生于常州老家。出生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祖父即从上海回乡了。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父亲13岁，祖母为了让孩子早些学点本事，就送他去上海的制版公司学徒，从此干上了印刷业，一干就是70年。

　　话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建都北京后，党中央决定马上筹备出版《人民画报》，毛主席亲笔题写了刊物名，创刊号定在1950年7月出版。为了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做好这本画报，专门从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出版摇篮的上海请来了一批印刷制版专家，这批人就是被后人称道的解放初上海支援全国各项建设事业的代表。

　　《人民画报》创刊号的各项筹备工作是以建设新中国的速度和干劲完成的，1950年7月20日创刊号终于成功出刊。父亲曾回忆：“当时负责对外宣传工作，他亲自抓这个事情。第一期出版后，他到厂里给我们说，毛主席看见我们印出来的《人民画报》，凝视着画报彩色的封面，这是他老人家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照片用彩色印刷出来的效果。他微笑着看了许久。”

　　那时从毛主席和到全国各地许许多多的普通读者都看画报，《人民画报》的读者群非常之大，而且中央很看重画报和其他美术宣传品的出版印制工作。父亲讲：“在最初的几年，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审阅画报稿件。”而像廖公和时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局长的萨空了等各级领导都亲自领导并参与指导具体工作的完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生产水平整体还很落后，技术和材料都制约着我们的发展。比如油墨作为印刷用的主材料，当年我们自己生产的油墨，在使用中干燥慢。如今还健在的父亲当年的工友徐世垣老人则回忆起：“《人民画报》创刊号的封面有大面积的红色国旗图案，画报印完后封面的红色油墨不太干，当时宋庆龄看了画报后，手上沾染了油墨。”后来印刷厂迅速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反映给了油墨生产单位，油墨厂格外的重视，马上组织力量攻关解决油墨干燥的难题。

　　195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之后的1952年，专业的美术印刷厂—— 北京美术印刷厂（其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中央新闻摄影局印刷厂）也成立了。《人民画报》创刊号问世后，画报定期出版。这都标志着新中国美术出版事业翻开了新篇章。

　　1950年我父亲随着师傅们从上海来到北京时还是小学徒工，他的师傅有王萼棣、杨昌葆、袁季安、吴本雄和父亲的堂兄殷景灿等一批当时中国技术最好的彩色制版专家。《人民画报》创刊号封面的毛修版的活儿就出自杨昌葆先生之手。当年这批专家在上海都有很高收入，生活富足。但为了出版新中国的画刊，他们选择北上来京工作。而当时领导这项“印刷人才北迁工程”的有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夏衍先生，时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正是郑先生重金从上海请来了被出版家王仿子称为“中国铜版制版大师”的鹿文波，珂罗版大师戴圣葆等人，创建了故宫博物院印刷所。

　　这几年是新中国美术出版印刷发展历史中的开篇之页。当时中国美术出版印刷水平到底怎么样？在与世界相比到底是个什么地位？相信很多年龄大些的人，或者搞美术出版史研究的人会记起1956年由我们的祖国自己印制的精美画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工学士、博士藏画集》（简称《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以及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出版的超大型画册《中国》。

　　先说《苏加诺总统藏画集》。据当时参与工作的中国驻印尼使馆文化参赞司马文森的后人撰文回忆：

　　“万隆会议后，中国与印尼关系友好。当时印尼苏加诺画家杜拉先生向我们提出希望中国能出版《苏加诺总统藏画集》的意愿。中方应允后，随即派出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邵宇带队，与出版编辑安靖，摄影师杨荣民和印制总负责人姜信之一起赴印尼，编选了苏加诺在独立宫、国家宫、茂物总统行宫和新棠拉耶别墅的藏画。

　　当《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将在中国出版的消息传开之后，有些人对于在中国能否印彩色画册，要多少时间才能印成，以及要不要把原画带到中国去等问题，是信心不足的。因为据说曾有一个美国的美术出版商，愿以三年时间复制苏加诺总统的藏画，并且坚持需将原画带回美国。

　　但是，中国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却表示不用三年时间，只需要半年就够了，而且也不用把原画带走，只派了几个技术人员带着照相机、彩色胶片在日以继夜地工作。返中国后，他们又以同样的热情，找窍门、想办法，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1956年9月30日苏加诺总统访华前出版了，我国文化部曾以该画集100部赠送总统作纪念。苏加诺总统返国后，就以它作为贵重礼物，亲笔签字送给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

　　《苏加诺总统藏画集》的出版，不但是新中国一次成功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更是一场出色的国际政治外交。它通过美术出版这扇窗户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新中国，同时其高超的水平还获得了世界美术出版业同行的高度称赞，并在1959年莱比锡国际书籍展览会上获得装帧设计金质奖。这样的奖项标志着中国美术出版印刷中的精品在质量上达到、甚至领先于当时世界水平。

　　之后在国庆十周年前夕出版的国礼规格的超大型画册《中国》，也是一次对中国美术出版印刷事业的大检阅。由亲自主抓，外文局、新华社，人民画报社等重要的外宣单位合力完成摄影、编辑、设计。北京新华印刷厂组成精良的印刷团队，终于在国庆十周年前夕拿出了这份厚礼。如今这本画册在市面上已经十分罕见，成为记录共和国最初十年建设的珍贵档案。

　　我父亲作为印制这些画册的主要参与者，每每谈及这段时光都充满了美好的回忆。在那十年里，他也从一个学徒工成长为在全国印刷制版行业里有名的青年技术能手和厂里的骨干。《中国》大画册的制版工作中，父亲修版的图片数量最多，质量最好，为此他还获得了上级颁发的“国庆十周年纪念章”，那会儿他还不到30岁。

　　1967年，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线周年，厂里接到印制大型画册 《》的任务。在这本画册中呈现的100多幅彩色图像，其实全部是由黑白照片原稿印制而成，父亲说：“的早期照片，全都是黑白的，没有彩色照片，包括现在标准像、在延安抗大讲话的照片、城楼上的照片等。将这些黑白照片变成彩色，且将色彩印制得很逼真，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在当时，是新中国出版印刷历史上的一个创新。”

　　元帅到厂里视察时，作为当时的平印车间制版工段长，又是这项制版工艺的创造者，父亲向元帅详细的介绍了黑白照片怎么来实现彩色印刷的工艺方法。父亲回忆当时的自己：“那会儿年纪轻，精力充沛，带领工段技术骨干为了新工艺上的突破，没白天没黑夜地干。当第一张标准像彩色照片终于印制成功后，大家无比喜悦。之后我们用这种技术方法把很多领袖的历史照片都做成了彩色照片，受到了社会的欢迎。”而作为技术领头人，他把这些实践升华到理论，总结出一套有关黑白照片做成彩色的制版工艺中怎么样处理好人物肤色的独特方法。以后它也成为了父亲的拿手绝活。 （下转35版）

　　1973年，中国引进了第一台制版电子分色机，父亲作为最先一批的学习者，敏锐地感到了印刷业电子取代手工的时代很快会到来。作为手工修版时代的顶尖专家，父亲明白如果这时还固守过去的“绝活儿”，那终将成为“包袱”，对个人如此，对整个行业亦如此。

　　此前中国印刷基本上处在以照相分色为主的“手工”时代，工艺操作基本上以经验为主，年轻人学技术基本上靠师徒相授。这样的生产方式其结果就是质量难以稳定控制，为此他于1978年写成一本后来被印刷界称为“印前宝典”的书——《胶印制版工艺的规范化和数据化》。书出版快40年，当年父亲的学生中很多人如今已成为中国印刷业的领军人物，但一说起父亲这本书仍然觉得受益匪浅。

　　一件精美的艺术印刷品说到底是审美与技术的综合呈现。一辈子的美术印刷工作，让父亲结交了众多的艺术家，出版家，美术编辑等艺术界的好友。工作交往中经常听他们谈创作，讲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与要求，这都增加了他对印刷与美术作品的理解。而且，众所周知，当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美术编辑本身就是画家，像王叔晖、刘继卣等都是艺术大家。艺术家为了作品的完美呈现，跑工厂，看样，改版，盯机印刷是常事儿，直到今天也一样。

　　父亲回忆说，当年为了印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作者刘春华数次到车间与工人们一起研究印制工艺。《人民画报》几代摄影家敖恩洪、何世尧等都是父亲的师友，山西出版社老摄影家顾棣先生每次为社里业务来京，一定选择北京新华印刷厂，一定要父亲亲自为他制版。已故著名摄影家邓伟在出版他的世界名人肖像画册时，与父亲一起反复讨论，在电脑前一起做调图调色处理。他非常赞赏和信任父亲的制版技艺。画册印制出来后，邓伟非常满意，不但满意画册印制的精美，更满意他们在一起的这次愉快合作。可见父亲一辈子真正的绝活儿其实是口碑与信任。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美术出版和彩色印刷在经历了之前几十年“由南向北”的大转移后，又一次“彩云南现”。这一段时期随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吸引了大量港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的各行各业，包括印刷业。国外和香港地区一些优秀印刷企业的先进的技术设备，尤其是管理模式充足表现出了高质量，高效率的优势。在深圳特区他们大显身手，这也吸引了很多内地想干一番事业的年轻人投奔南方。当时港资的利丰雅高印刷公司和由万捷先生创办的深圳雅昌印刷公司等优秀企业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那会儿中国内地很多出版社的美编，印刷客户都有跑深圳印厂的经历。一段时间，深圳大大小小的印刷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成为了中国印刷的“新高地”。再之后“特区”的经验和优势慢慢传递到内地更多的地方，印刷产业也慢慢进入一个“南北”相互交流学习，共同进步提高的融合期。

　　面对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迅猛势头，难舍印刷情结的父亲退而不休。他走进企业传经送宝，总结经验著书立说，参与科研推广技术。他还是国家出版政府奖（印刷复制奖）连续四届的评委，且是其中年龄最大的评委。去年还作为特邀专家参与由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组织编制的《中国印刷产业高质量发展技术路线图》的工作。每当他与人谈到如今中国印刷事业发展所取得辉煌成绩时，既感欣慰，同时也感慨中国美术出版印刷所走过的不平凡道路。

　　我的祖父在上世纪上半叶，近现代新闻出版业和新的印刷技术逐步进入中国之际，有幸工作于当时中国最具活力的出版之地上海，在最优秀的美术出版机构里供职，能有向艺术家学习的机会，在生活交往中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幸事。

　　但他又是不幸的，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国家遭受侵略。上海这样繁华的文化之都亦不能幸免，战火烧到上海后祖父回乡隐居不出，以后再也未回到上海。他在乡下为新四军画抗日宣传画来支持抗战。但作为职业的美术出版工作却由此不得不中断。虽然可惜，但不失民族气节，也是那一代文化人的骨气。

　　父亲在他从业的70年里，与新中国同步68载，能够说是亲眼见证和亲身参与了新中国印刷事业发展历史。今年6月份，在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之际，父亲受邀回到了他事业的起航地——上海，参加隆重的主题纪念活动。上海作为近现代中国出版印刷的摇篮，没有忘记那些从这里走出去的杰出人物，而商务印书馆在庆祝自己120岁生日之际也没有忘记那些为中国文化传承、为出版印刷事业做出过贡献的人们。

　　这一次重回工作故地，不免让父亲又忆起，当年一起切磋手艺的那些师傅兄弟，以及一起走过的岁月。